刘鼎与张学良的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刘鼎，曾名阚尊民（1903—1986），中国党老一辈活动家、忠诚的主义战士、我事工业的创始人之一和杰出。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4年经孙炳文、朱德介绍转党。曾留学德国、苏联。历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，闽浙赣军区部组织部部长，中国党驻东北军代表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，联防司令部军工局副局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副部长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、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五、第六届全国政协，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兵工学会顾问。

　　1935年秋，刘鼎从江西敌营只身逃回上海。这时，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，党中央机关已于两年前迁往苏区。他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，就去找“蔡老板”——蔡叔厚同志。中央特科时期，蔡曾以绍敦电机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，后来又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中国组工作。蔡叔厚安排刘鼎在一家小旅店暂时住下，并把他介绍给史沫特莱。

　　艾格尼丝·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作家，深切同情中国。她听说刘鼎是江西红军，欣然答应帮助找个较安全的住所。她把刘鼎带到路易·艾黎家里，嘱咐道：“他将住在你们这里，直到他去别处。”

　　路易·艾黎是新西兰人，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，当中外特务追索党员的时候，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党员的避难所。按照史沫特莱介绍，称刘为“周先生”“周教授”。

　　约刘鼎前去见面的是长期为工作的董健吾牧师。不久前，他受宋庆龄之托曾往陕北，并带回中央对国共谈判问题的复信给宋庆龄。董健吾在宋庆龄处说起，1935年12月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，张学良以为中央仍在上海，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关系，以商谈在西北联合抗日问题。宋庆龄认为张学良想联共抗日是好事，应该给予帮助。她想起前些天史沫特莱和艾黎曾送一位来她家躲避过几天的“周先生”，是个颇有学问、经历不凡的党员，很适合去从事这项工作，就让董健吾去和“周先生”见面谈谈。

　　董健吾一见“周先生”，方知就是阚尊民，原来他们在中央特科时期早就认识。董健吾把张学良想找关系商谈抗日的事说了，征询刘鼎可否当此重任。刘鼎感到事情有点突如其来，不知底细，就说：“我急于找到党中央，希望能得到组织的指示。”

　　董健吾说:“到了西安还可以去陕北，这是一个条件，一定要让他们送你去陕北。这次我去陕北，就是张学良派飞机送到肤施，再派骑兵护送到瓦窑堡的。”

　　刘鼎对张学良的历史和现状认真地做了回想和分析。想到中东路事件时，张学良在东北军遭到苏军的沉重打击后，曾不顾南京政府和日本方面的阻挠，坚持和苏联红军谈判议和，说明张学良并非一介武夫，而能审时度势，并且是有主见有决断的人；又想到中央特科时，陈赓去东北搞情报回来，曾谈论过张学良不同于一般愚顽守旧的封建军阀，很有些资产阶级思想，不乏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，表现在济南惨案发生后，曾建议其父张作霖停止与军事对抗，退回东北后又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、，毅然“易帜”，以维护国家统一为重；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曾一再表示“爱国之心决不后人”，曾令东北军参加1933年的长城抗战。而今国难日重，民众抗日呼声日高，张学良为大势所趋，可能产生联共抗日的想法。既然张学良主动来寻找的关系，作为党员，义不容辞，应核去和他见面谈谈，做做工作，再把情况向陕北党中央汇报。他也想到，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有诈，去，要冒几分风险，但只有去才能把事情搞清，个人安危只能置之度外了。经过思索，刘鼎决定应张学良之约去西安，并化名“刘鼎”去从事此项工作。从此，阚尊民就叫刘鼎了。

　　李杜得到刘鼎的答复，立即电告张学良说：“寻找的朋友，已经找到了。”这时，张学良刚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，同中央建立了联系，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关系，就立刻选派自己的亲信、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。

　　刘鼎于动身前又做了一番准备。他找到了曾在中央文委工作的夏衍等同志，从那里看到了“八一宣言”等党内文件，还研究了报刊上有关国内外形势，有关张学良、东北军以及红军情况的报道。夏衍知道刘鼎要去西安和陕北，便托他带去给中央的报告。史沫特莱把她住室里的窗帘、桌布、毛毯等用品装了满满一大箱，托刘鼎带去送给陕北红军。艾黎把一件灰灯芯绒夹克衫送给刘鼎穿上。临行前，他们还告诉刘鼎，有两个外国人埃德加·和马海德，将与他同行，请他帮助安排去找陕北红军。

　　3月20日，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，当天把和马海德安排在西京招待所，自己在董牧师介绍的陕西省禁烟局局长家里住下，并把史袜特菜托他带的箱子寄放在那里。第二天，赵毅接他去金家巷张公馆会见张学良。

　　张学良开门见山，爽快地提出了几个问题，为什么党骂他投降、不抵抗?为什么苏联为中东路事件把东北军打得那么掺，还骂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?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?刘鼎一听这些问题很冲，带着几分火气，心想不可贸然回答，就说：“让我考虑考虑，下次我们再谈。”

　　次日刘鼎再见张学良，逐项回答了昨天的问题。他谈到，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的兵权，坐镇东北，有守土之责，“九一八”日寇犯我，当地守军奉命不抵抗，以致一夜之间沈阳沦陷，数月之内东北尽失。面对外侮不起而抗击，全国人民能不唾骂?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是一样的，不能置身事外，不表示意见；中东路事件乃东北当局受蒋、日挑唆，首先挑衅，进攻苏联。东北当局一方面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肆扩张势力，一方面对中东路管权采取片面行动，事实上是亲日反苏，苏军的还击是正当自卫，对你张先生的责备，也是合乎事实的；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，已成为蒋的“剿共”大军，先在鄂豫皖，继而在西北，使红军与苏区遭到很大损失，最近红军为了自卫，实行反击，因而使东北军受了一些挫折，同东北军给红军所造成的损失相比，这能算打得“厉害”吗？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，久经考验，能征善战，是不可战胜的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，何况东北军?！须知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“剿共”，是他的“一箭双雕”“借刀杀人”之计AG真人平台，东北军最“厉害”的敌人，是红军还是蒋介石，值得考虑。

　　刘鼎进而指出：为今之计，东北军最好的出路是联合红军抗日，不仅可以一洗“不抵抗”“投降”的罪名，而且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，这是东北同胞和全国人民对东北军最为企望的明智之举。将来抗日胜利功垂史册，张将军和东北军将首占一页。

　　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悦诚服，感到这位中员有胆识、有见地，这正是他要找的人，便诚恳地说：“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。你是我请来的朋友，就住在我这里。”刘表示要去陕北，张学良即把他曾去洛川会见过李克农，并将要与周恩来在肤施(延安)会谈的事告诉刘鼎，说：“我们一同去陕北，先到洛川去住几天。”

　　当天张学良偕刘鼎和他的几个随从军官飞往洛川。刘鼎来不及和住在西京招待所的、马海德打招呼，也不便于和他们说明情况，只好不辞而别了。

　　洛川当时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。张学良偕刘鼎到洛川，对外以“督师剿共”作掩护，实为摆脱西安“耳目”与琐事，要和刘鼎好好谈谈，以为同周恩来肤施会谈作准备AG真人平台。

　　刘鼎和张学良在这里住了十几天，天天谈话。张学良待刘鼎为上宾，每日同桌共餐，边吃边谈，有时两餐、三餐之间都不离桌。张学良见刘鼎阅历不凡，见多识广，思路清晰，谈锋甚健，随引出许多话题，大到国家前途、抗日战略、小到婚姻恋爱等生活问题；远到欧美、苏联的历史、现状，近到西安和东北军的内幕乃至个人隐忧。刘鼎从谈话中了解到，张学良此刻最关心的是联共抗日问题，为此想更深入地了解党，了解红军。他感到这场谈话事关重大，因此，全神贯注于每一次谈话，力争达到最佳效果。他尽其可能地阐释了党当前的主张，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，苏区的土地、政权建设问题，红军的军事制度等等问题。张学良特别想知道红军为什么能以弱胜强，在艰难困苦中也能扩充队伍，打败了也不溃散，打散了又能聚拢?这是他对比东北军而提出的问题，也是考虑到抗日战争将是弱兵对强敌，要从红军这里找到克敌致胜之道。刘鼎以大量事实详细而生动地说明，红军是从农民游击队发展起来的，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有阶级觉语，懂得为谁而战，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土地、家庭和苏区，所以作战勇敢，吃苦耐劳，遵守纪律；红军中废除旧军队的军阀作风，实行官兵平等，、经济，部队上下一心，团结一致，就有战斗力，就可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红军中有党的坚强领导，有思想工作，可以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，保证各部队间的协调配合；红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，到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，这都是任何旧军队所无法比拟的。

　　刘鼎指出:党领导的红军是以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相结合为团结教育的中心，这是发挥部队战斗力，克敌致胜的根本之道，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。对此，张学良深以为然。

　　多次长谈，使张学良对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明确了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出之有据，靠得住，因而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，做好了与周恩来会谈的思想准备。他对刘鼎也很佩服，曾对他的左右说:“刘鼎是个有学问的人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他。”并感叹道:“党胸怀宽阔，知识渊博，不畏艰辛，为国为民，难怪他们能立于广阔天地之间。”

　　4月9日下午，刘鼎随张学良到达肤施。当天傍晚，在天主教堂，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。会见时，张学良幽默地说:“我这里还有位党的代表刘先生。”

　　参加会谈的方面还有李克农、刘鼎，东北军方面还有王以哲将军。双方就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，救国的道路和前途，联蒋抗日，苏联援助，互派代表，交流物资军需，培训干部等问题坦率而诚恳地交换了意见，达成一系列具体协议。周恩来高屋建瓴，深刻透辟的发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周到恰切，给张学良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。

　　会谈于翌日清晨4时结束。刘鼎即与张学良道别，随周恩来去陕北苏区，路上，周恩来兴奋地说，“出乎意料，谈得真好啊，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、有决心有勇气的人，出乎意料！”原来曾估计会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、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上会有争议，设想了多种方案，不料张学良对最初方案就原则上全部同意，在若干具体问题上，张学良亦大方、主动，都“出乎意料”。第一天行抵十里铺，因雨住下。周恩来一夜都没有睡，向刘鼎询问张学良的情况、东北军干部状况等等，刘鼎做了认真的汇报。第二天因雨未行，周恩来亲自起草给中央《关于与张商谈各项问题的报告》，报告中还写到会谈前张学良与刘鼎“谈得很投机”。

　　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，向中央汇报了他与张学良相处的情况和肤施会谈情况。中央决定派刘鼎任驻东北军代表，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。

　　行前，周恩来向他交代，你去当代表，对我党我军非常重要，这样做工作是第一次出马，中央寄托很大希望，一定要做好。你与张学良已建立了好的关系，要继续推进，善意帮助他；他确实缺干部，要帮他培养干部，招收青年学生，他们有很好的条件，有了抗日的干部，东北军就能成为一支好的抗日同盟军，一支抗日统一战线的武装力量。

　　刘鼎和担任秘密交通的王立人在一个清早从瓦窑堡起程，牵了一头毛驴，驮着一藤箱山西钞票，下午到达肤施。第二天，东北军派车送他们去洛川。

　　张学良见到载命归来的刘鼎，如旧友重逢：“我估计你会回来，也盼望你回来，果然你就回来了。好啊，你不再是客人，而是我的助手了。这要谢谢周先生。”

　　刘鼎送上周恩来4月22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。信开头说：“坐谈竟夜，快慰平生，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，咸服先生肝胆照人，诚抗日大幸。”又说:“为抗日固足惜蒋氏，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!为抗日战线计，为东北军前途计，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”“兹如约遣刘鼎趋前就教，随留左右，并委其面陈一切，商行前订各事。寇深祸急，浑忘畛域，直率之处，诸维鉴察。”张学良读罢信，颇有感慨地说:“会谈后我是太愉快太满意了，它比我想象的好得太多了，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，真是一见如故！他是这样的友好，说话有情有理，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，若早见到他该多好啊！”他对中央决定采纳他的建议“联蒋抗日”感到快慰，他还说：“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，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，对我不仅知道它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。”“中国的事从此就好办了！”

　　几天后，张学良和刘鼎乘飞机去西安。张亲自驾驶飞机，直到快降落时才把驾驶盘交给驾驶员巴尔。到西安，他把刘鼎安置住在公馆内东楼，对刘说：“你去名义上是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，也是我的随从军官。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，多多帮助我。”

　　刘鼎考虑，要帮助张学良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，首先要培养抗日的干部，形成全军的核心力量。他围绕开办军官训练团，建立抗日同志会，扩大卫队营，增加随从军官，创办学兵队等问题，先后多次向张学良提出建议和实施办法，并按张学良的需要参加一些具体工作。

　　举办军官训练团时，刘鼎向张学良介绍了红军培训干部的办法，建议以培训为主，教育内容以抗日救国为中心，可以学点什么是帝国主义，为什么有侵略战争，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危害，提高民族意识和救亡的决心；还可以学各国和我国的经验，包括辛亥、北伐战争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；军事方面东北军有基础，军事训练着重组织管理，实行官兵平等，废除打骂制度，严格纪律作风，也可学点游击战术。先培训较进步的骨干，总部的随从人员，秘书处的可多参加。训练团教员和学员要互教互学。张学良采纳了刘鼎的意见。

　　6月底，长安军官训练团在王曲镇开办。张学良、杨虎城任正副团长。共办了四期，培训了一大批骨干，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发生了深远影响，为后来的“双十二”事变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。刘鼎参加了第一期培训，以后各期也常去帮助工作。

　　在创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，张学良找孙铭九、应德田、苗剑秋和刘鼎商量，在东北军中秘密建立一个核心组织，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。这个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，要刘鼎拟出章程。抗日同志会于六七月开始在少数人中秘密酝酿并开展工作，9月初正式创立，开始有张学良AG真人平台、刘鼎、刘澜波、孙铭九、应德田等15人参加，到西安事变前发展到70多人。

　　刘鼎看到张学良左右常有两三个从下属部队长中调上来的随从军官，知道这是张了解考察干部、培养训练干部的一个办法，就建议张学良把随从军官的人数增加一些，可同时多接触培养一些人。张学良采纳了这个意见，第二批随从军官里就调来了吕正操(当时是东北军的团长)，刘鼎从这时开始认识了吕正操。

　　是年7月初，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五届二中全会，行前忽然派人把刘鼎找到他在王曲的住处，讲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并断然说：“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、周先生报告，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，回来时，我到哪里，你就追到哪里，告诉我结果。”

　　刘鼎立即回到西安城里，从地图上查到离肤施最近的城镇是安塞，立刻电告中央，希望在安塞见面。第二天，刘鼎乘飞机到肤施，然后步行去安塞。途中遇到一场冰雹，他顾不得躲避，头竟被打出许多包。

　　到安塞时，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李克农等已在那里等候。周恩来问：“只是你一个人?原以为张学良或者王以哲一齐来。”原来，中央接到电报后，估计张学良有大事要谈，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赶到安塞来了。

　　晚饭后，刘鼎汇报了张学良的想法；东北军内部情况；军官训练团开办情况；张学良和晋、平、鲁、川、桂、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，等等。会议开了一夜，最后，做了重要发言，大意是：东北军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，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，东北军由“剿匪”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。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、，或者把它变成红军，而是帮助、团结、改造他们，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，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。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弄翻了，要讲策略，不要太刺激他。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，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，劝他抗日，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。

　　开完会，天已蒙蒙亮了。刘鼎刚要睡下，又叫他去单独谈话。说，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，联合抗日。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。你的任务，不仅仅是收集点情报，更要做张学良本人的工作，做团结东北军的工作，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。你不要怕年轻，也不要怕没经验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！中央支持你，刘鼎，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！

　　刘鼎向已回西安的张学良报告了去安塞得到的中央的态度，张学良听了深表赞同，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委员长，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。”谈到改造东北军问题，张学良说：“东北军骄、傲二气很深，要克服。高级军官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，要增加领导力量，提一批青年军官。”又说：“过去有些人说这是党以此吃掉对方，真乃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’，军队互相拆台、吞并是司空见惯；你们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，发展东北军。以后你就大胆工作，我给你撑腰。”刘鼎提醒他：“争取蒋介石团结抗日并不容易，同时要提防特务。”

　　此后，张学良一方面抓紧部队改造，通过个别谈话争取高级将领，一方面注意蒋介石的行踪，找一切机会向蒋进言，劝他抗日。

　　刘鼎又建议张学良办学兵队，借以吸收一些新的抗日的知识青年到东北军。张说：“吸收抗日知识分子，我是想，但是吸收不来呀。”

　　刘鼎向中央报告张学良请帮助在北平、天津招收青年学生建学兵队的想法，中央即通知北方局进行工作，不久，一批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学生，其中有“一二九”运动参加者、有党员，应招来到西安。第一批学兵队学员400多人，其中有谷牧等，北平有个叫孔祥侦的教授也和学生们一起来了。刘鼎参照红军学校的办法为学兵队编制训导计划，内容以为主，军事为辅，并具体帮助学兵队长孙铭九开展工作。西安事变后，他们中很多人转而参加到领导的抗日组织中。

　　刘鼎还遵照放开手做群众工作的指示，一方面帮助张学良进行扩大抗日同志会的工作，一方面建议张学良支持抗日群众团体，使东北救亡总会、西北救亡总会迅速得到发展。华北来的爱国师生也积极参加“东救”“西救”的活动，西北地区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。

　　刘鼎提出出版《文化周刊》，并介绍他在上海时认识的左翼作家吴翼如任主编，又邀从上海来的左翼作家徐平羽、陈克寒等人撰稿，丁玲到陕北后也为该刊写稿。刊物每期印5000份，畅销西安、兰州，大力宣传团结抗日，张学良很满意。

　　刘鼎在帮助张学良工作的同时，还负责在西安的通讯交通工作。他首先加强了西安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，为方便交通，还购置了一辆大轿车。东北军援助陕北红军调拨的一些军用物资，刘鼎接收后，由这条交通线运往苏区。叶剑英、潘汉年等党的干部和埃德加·、史沫特莱、马海德等国际友人，都曾经过这条交通线出入苏区，刘鼎则以张学良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给予安排关照，保证安全。

　　刘鼎还在西安的七贤庄一号建立了的秘密交通站 (后为八路军办事处)。这个秘密交通站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牙医的诊所，并以诊所名义接收史沫特莱、艾黎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，再由这里运往苏区。党员、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。还在七贤庄秘密交通站地下室安装了大功率电台，可将中央在保安的红中社广播接收来再转播到全国去，甚至远至苏联、日本、新加坡都能收听到。

　　8月底，CC派直接控制的省党部特务猖狂活动，悍然逮捕东北军中积极抗日的宋黎、马绍周、关思润、刘澜波等，张学良将这些人营救出来。同时，张学良了解到特务已注意到刘鼎，担心刘鼎的安全，提出派卫兵保护他。刘鼎说，不需要，那样工作反倒不方便。

　　刘鼎有在中央特科秘密工作的经验，有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的锻炼，虽然古城西安空气骤然紧张，他仍从容自若地奔波于大街小巷，进行着各项工作。

　　同年9月，张学良从东北军情报系统中获悉红二、四方面军北上到达甘南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，便及时向刘鼎通报，还通过刘鼎向中央提议，红军二、四方面军行动方向应从甘南向北穿过西兰公路到陕北，以避开陇东的胡宗南中央军；可尽量向东北军于学忠防区即兰州附近靠拢，相机夺路，张学良已令于学忠军坚守城池，不阻拦红军。

　　张学良、杨虎城劝蒋抗日碰壁反受其掣肘，举行兵谋，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双十二事变”。12月11日深夜，张学良在公馆客厅部署抓蒋后，已过12点，他将这一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立刻向中央通报西安的行动。12日凌晨2时，报务员接通保安中央电台。蒋介石抓到后，张学良又让刘鼎和应德田共同起草电报给中央，说明蒋已被扣，八大主张已公布，请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。中央复电，三日后派人由保安启程。17日，刘鼎去肤施迎接，这时周恩来一行正骑马绕肤施县城向西南走，见空中有飞机来，遂折向县城。

　　刘鼎在飞机上向周恩来等详细汇报了事变过程和事变以来的情况，包括张、杨两将军对蒋介石的态度和蒋的反应，南京方面动向，东北军、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，全国各地对事变的态度，英美等国的态度，张学良盼望中央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，等等。刘鼎的汇报，对周恩来等了解全面情况，准备与张、杨商谈，有着重要价值。

　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，刘鼎参加代表团，在周恩来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，既要保卫代表的安全，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关系。事变和平解决后，蒋介石回到南京就背信弃义把张学良扣押起来。从此，刘鼎与张学良天涯海角，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眷恋。但他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　　正如同志曾评价说的：“刘鼎在国难日亟，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，以党人的责任感和爱国心，毅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，与学良同志结下了深厚情谊；又作为驻东北军代表，积极而忠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直接参与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幕——西安事变，刘鼎同志是有功的。”